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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殷商末期冶炼术的发达，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使用铁器铜器已成为风尚，于是就出现了金文的刻铸。殷商时代青铜器制作也有某些规律可寻。从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彝器，术史上也常常得见，我们可以看到金文出现之后，书法风格就明显拉开。究其原因，比较简单地说是金文制作过程的复杂化。

甲骨文只是刻，没有其它的程序，而整个青铜器的构成非常复杂，根据安阳殷墟发掘的报告，当时（当然，在当时还不是艺术家），从写完以后一直到作品的完成为止，他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作品制作的全过程，因为工序太复杂，使他无法去干预每一个环节。现代人写字，从拿起毛笔到作品最后完成（装裱除外），作者可价值的东西，我们今天却可能认为是最好的。但这不能代替我们对历史的理性把握。在金文的发展过程中，从殷商的中、后期王朝相对统一、王朝专权一直到东周春秋列国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社会机制也在运动，所以艺术的神圣的，它只能运用在极高层的场合。但反过来想想，到了春秋时候，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居然敢问周鼎，证明了王室的衰落，它又意味着青铜器使用的范围开始扩大，不仅限于天子。可以说这是金文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金区域看，还是带有明显的地区性痕迹。

三是不仅为了纪念或正式场合制作青铜器，也开始为日常需要制作青铜器。比如当时的青铜器即分为礼器如宗器、旅器、媵器；乐器如祭祀、宴飨鼎、彝鬲爵；盛器、饮器、酒器之类以文化和中原文化象征着黄河流域文明。这个文明在古代就被认为是中国华夏文明的摇篮（不过，现代历史学家也有新的看法，认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我们今天看黄河流域文明的确有它很大优势。而黄河流域文情，丰富纵横的想象力以及华美的辞采，即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截然不同。

屈原的《天问》、《九歌》出于楚而不出于齐秦燕赵，是个人的偶然规定，也是历史、地域的规定。没有楚文化的滋养就不会有屈原，那末论很简单，第一，在金文发展的过程中间，走向江淮型，走向吴楚金文，恰好是当时文化发展的进步方向，古人认为它是成功的标志。第二，在金文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从金文的一般书写走向装饰，其中隐含的最后归宿与最后成果。

文章选自陈忠康《书法讲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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