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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高峰，这一文学类型深刻凸显了其社会作用与文化价值，其中如《金瓶梅词话》、《女仙外史》、《醒世姻缘传》等小说对山东运河区域的河漕现状、民众生活、商业布局进行了大量描述，内容栩栩如生、情节生动离奇、故事发人深思。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运河对山东社会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明清两朝，京杭大运河贯通山东全境，一方面国家派驻了大量河政、漕运官员，提高了所在城市的政治地位，另外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商人、商货、文化的流动，使山东运河城市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其繁荣在商业布局、商货流通、市民生活方面均有体现。作为明清小说故事情节建构、凸显人物性格、展现艺术价值的重要源泉，山东运河城市因人烟密集、商贾辐辏、文化兴盛而备受明清小说家青睐与重视，他们不但前往这些运河城市游历，而且往往定居于此体验生活，从而为相关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与创作经验。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小说通过对山东运河城市世俗化的描述，不仅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与社会现象，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启迪意义与文学价值，从某些方面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与黑暗，反映了民众追求幸福、渴望自由的理想与愿望。
山东运河城市的政治地位
明清两朝，京杭大运河作为国家重要的交通线路与经济命脉，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运河在山东境内的贯通，首先提高了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张秋等地的交通优势，使这些区域轴橹云接、车马交驰、人烟辐辏，成为了南北大道与漕运码头，大量商人、仕宦、运丁、旅客在此汇集。其次，交通的便利性也带来了河政、漕运衙门的驻扎，为了管理河道、督催运船、征收商税，明清政府在山东运河沿线城市设置了大量行政衙署，强化对运河区域的控制。最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市往往是军事枢纽，对于屏障京师、巩卫边防具有重要作用，有大量军队驻守，以平息战乱与稳定地方社会。而明清小说在叙述故事情节、凸显人物性格时，经常以山东运河城市重要的政治地位作为背景或发生地，借以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与艺术创造力。
明清小说对山东运河城市的交通优势进行了大量描述，以作为故事情节建构、人物情感演绎、艺术场景塑造的背景与基础。山东运河最北端的德州，在明清两代享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的盛名，水陆交通均很发达。《女仙外史》第93回“申天讨飞檄十大罪，命元戎秘授两奇函”中载“那德州是南北第一要道，燕王令第三个儿子高煦镇守，统领部将王斌、韦达、盛坚、吴健四员”，正是因为德州位居南北要道，水陆通衢，所以朱棣派驻重兵驻守，以抵御唐赛儿起义军的攻击。《虞初新志》卷17“南游记”也称：“东至德州，入山东境，州城临运河，船桅如麻”，对德州的城市交通环境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儿女英雄传》第22回“晤双亲芳心惊噩梦，完大事矢志却尘缘”里安老爷一行人乘船至德州，“却说这德州地方，是个南北通衢，人烟辐辏的地方。这日靠船甚早，那一轮红日尚未衔山，一片斜阳照的水面上乱流明灭，那船上桅杆影儿一根根横在岸上，趁着几株疏柳参差，正是渔家晚饭，分明一幅画图”，将德州运河风景刻画的栩栩如生，形象而又生动。除小说外，明清笔记、地理书、方志中对德州的交通也有记载，如《蓬窗日录》在叙述山东地理形势时称：“山东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内包辽海，西面以临中原，而川陆则悉会于德州”，《读史方舆纪要》也载“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盖川陆经途，转输津口，州在南北间，实必争之所也”。《德县志》对德州地理形势记述尤详，“德州枕卫河为城，接轸畿辅，固东南要路，水陆会道也。兵车之至止，邮传之驱驰，征商戍卒之往还，旅客居民之奔走，魋结鳀冠之朝贡，均问渡卫河”，是各类人员往返的必经之地。临清也为山东要地，“河踞会通，水引漳卫，大堤绕其前，高阜枕其后，乃南北之襟喉，舟车之都会也”。临清靠地利之便，吸引了大量人口在此汇集，复杂的人际关系、丰富的城市生活，为明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肥沃的土壤。《花影集》卷4“丐叟歌诗”中描述临清称：“时运河初开，而临清设两闸以节水利，公私船只往来住泊，买卖嚣集，商贾辐辏，旅馆市肆，鳞次蜂脾，游妓居娼逐食者众”，小说的主人公道士李自然与一歌妓相好，因盗卖其师资产而被讼于官，追牒为民，与歌妓结为夫妇，在临清下闸口卖米饼度日，从而开始了其离奇的一生，故事以临清优越的水路交通与复杂的城市场域空间为背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述与故事情节的展开，刻画了运河城市基层社会民众的生活。《聊斋志异》卷11“任秀”中，任秀与表叔张某通过水路前往北京经商，路经临清，“泊舟关外，时盐航舣集，帆樯如林。卧后，闻水声人声，聒耳不寐”，可见此处人烟非常密集，属交通要道。除小说外，其他史料对临清的地理与交通也多有记录，如清人笔记《梦厂杂著》载“临清为山左水陆之冲，距京师八百里而近，商贾幅辏，市廛林列”，《蓬窗日录》也称：“广平以南，四方水陆毕会于临清，转漕京师，辐辏而进”，为南北入京要途。明清东昌为府治，聊城为其首县，为南北通衢之地。《今古奇闻》卷21“穷秀才岁暮解囊阴积德”中德清县人蔡节庵为人慷慨仗义，周急救难，他曾替百姓解送漕粮，路经东昌，“因风大难行，泊舟城墙下。舟中无聊，思欲上岸散步散步，走出船头一望，只见同歇者船只无数”，具有便利的交通环境。《隐秀轩集》也载“东昌为京辅舟车孔道”，是南北各省入京的必由之路。济宁为京杭运河沿岸著名的政治中心，为东省一都会，“岱宗东恃，大河西流，南控江淮作齐鲁之屏障。北通燕赵为畿甸之咽喉，水陆交通，舟车云合……自来东方必争济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女仙外史》第38回“两军师同心建国，一公子戮力分兵”里在介绍济宁形势时称：“如今说济宁一州，正当南北之中，人民殷富，户口繁庶，比临清更胜。州之北五十里，有个分水口子，其泉脉九十有九，出自万山之中，汇注于此，七分向南，三分向北。燕王即位之后，计欲引导此水，开达河渠以通漕运”，不仅对济宁交通有所叙述，而且对其漕河状况、水利建设也有介绍。除大城市外，山东运河沿岸的市镇交通也很发达，如张秋镇“其地当一州三邑之唇齿，而习其形势又当南北两都之襟喉”，台儿庄“那去处是个水陆码头，八方汇集之所，大凡从南往北者，在这里起车，从北至南者，在这里雇船”。总体来看，山东运河城市中，德州交通地位最为重要，为南北各省入京必经之路，水陆交通均很发达。临清是华北运河区域的交通中心，无论是江淮、江南、河南漕船都须从临清经过，交通主要以水路为主。济宁位居京杭运河中枢，距南北两京路途适中，南方各省所经人员、船只更多。东昌虽为府治，但政治、商业地位低于临清、济宁，所经人员、客货多为临时性通过，人烟密集程度不如临清、济宁。
明清山东运河水源匮乏，河工设施林立，号称闸河，中央政府在沿线城市设置了大量的军事、河政、漕运衙署，对运河、仓储进行管理，这在明清小说中多有涉及。德州为军事枢纽，不但驻有德州、德州左两卫所官军，而且设有国家级水次漕仓，由户部监仓分司管理，清代山东督粮道常年驻德州，负责粮储事务。如《刘公案》第回“勇克展开刑反公堂”中徐克展反了公堂，与众衙役相斗，“陈二衙暗自将人派，通知那，德州游击李胜龙，还有守备冯兴武，千把外委好几名，带领本城兵一百，直奔那，陈工他衙内来行”，打算将徐克展缉拿归案，其中游击、守备、千总、把总为卫所军将领，是德州城的驻防武官，其品级从从三品到正九品不等。《古今说海》中“靖难之役”时山东布政司参议铁铉负责转运德州仓储漕粮，“公督漕运，飞刍挽粟，水陆并进，未尝缺乏”，因丰富的存粮，德州成为了明军与燕军反复争夺的要地。临清为京畿门户，衙署数量在山东运河城市中最多，有户部督储分司，负责漕仓管理；户部榷税分司，负责征收商税；工部营缮分司，负责烧制贡砖；工部都水分司，负责卫河船厂修造漕船，其他管河兵备道、卫所官员更是不计其数。《女仙外史》第38回中高咸宁与吕师贞商称：“齐地界乎南北，四无关河之固，既建行阙于此，当思为根本之计。今者春麦不丰，秋稼又薄，国费日繁，兵饷无出，何不乘士气精锐，北取临清仓粟，南取济宁积贮，略汶沂，控淮泗，进则可取，退亦可守”，打算通过占领临清、济宁两要害之地，依靠丰富的粮食积蓄，作为稳固山东、进取江淮的基地。《金瓶梅词话》虽讲宋代之事，实记明代社会风情，临清是故事产生、发展、结束的主要地点，其第58回“怀妒忌金莲打秋菊，乞腊肉磨镜叟诉冤”里西门庆询问胡秀货船在那里，胡秀道：“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段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未曾装载进城”，临清榷税分司，对过往货物征收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济宁衙署数量虽不及临清，但驻有河道总督、管闸工部主事等官员，境内有大量闸坝水利工程，在山东运河河政地位最高。《醒世姻缘传》第86回“吕厨子回家学舌，薛素姐沿路赶船”中薛素姐，“就只随身衣服，腰里扁着几两银子，拿着个背囊，备了两个骡，合吕祥一个人骑着一个，刚只三日，到了济宁，寻了下处，走到天仙闸上，问了闸夫，知道狄希陈合郭总兵的两只座船，从五日前支了廪给过闸南去了，将次可到淮安。素姐心忙，也没得在马头所在观玩精致、柴家老店秤买胭脂，吃了些饭，喂了头口，合吕祥从旱路径奔淮安驿里打听”，在这里素姐走的是与运河平行的旱道，济宁有船闸、码头，有官员、军卫在此支粮，可见政治地位非常突出。《小豆棚》卷3“报应部”里记有“济宁三井闸，为运河蓄泄湖水而筑。粮艘至，起板迎溜以上，千夫牵挽，声振断流，如闻鼛鼓，行而引者谓之“短纤”，止而提者谓之“排夫”，饿鬼道中，往往托生于此”，济宁闸座林立，服务于运河工程的人员众多。清代笔记《郎潜纪闻》载“国初河道总督行署驻山东济宁州。康熙十六年圣祖以江南功程重大，特令移驻淮安清江浦。雍正三年，添设北河总督，驻济宁，而改南河总督仍驻清江”，济宁河政地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他城市如张秋镇设有北河工部分司衙门，负责济宁至天津河道的修守事务，东昌府驻有上河通判、下河通判，负责附近州县运河事宜，枣庄台儿庄置有参将署，由正三品的参将负责该段运河的河防工程、漕船催儹、地方治安等事务。
总之，明清小说对山东运河沿线城市的政治描写，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建构与人物情感的展开而设置的，通过对城市政治生态空间中交通地位、衙署建置的叙述，一方面可以使小说的场景描述更加丰富、生动与逼真，另一方面对于提升故事的真实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小说对山东运河城市的书写，也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源于现实的艺术加工与塑造，有着大量真实的城市生活场景作为背景，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山东沿运城市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地位及城市自身的特色，这对于我们了解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山东运河城市的经济与商业
京杭大运河贯通后，山东运河沿线迅速崛起了一批商业市镇，这些市镇商贾辐辏、百货云集，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其中最知名者为临清、济宁，为全国重要商埠与码头，其次为聊城、德州、张秋镇为华北区域重要商业中心，另外魏家湾、台儿庄等城镇也依赖便利的运河交通，汇集南北商货，经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非运河区域的城镇。这样山东运河城市从大城市、中型商业枢纽、知名商业城镇形成了功能完善的市场网络体系，共同促进了山东西部运河商业圈的形成与发展。在明清小说中，关于山东运河城市经济与商业的记载、描述非常多，尽管书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衬托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与人物活动空间的丰富多样，但仍然从侧面揭示了山东运河城市的发达与繁荣。
临清与济宁是明清山东运河沿岸最发达的商业城市，也是全国著名的商业枢纽与经济中心。临清为南北交汇之地，商贾辐辏、客货云集，“商船多自淮安、清江经济宁、临清赴北京”，“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船安流”，“临清为天下水马头，南宫为旱马头，镖客之所集”，是南方各省商货销往北方的必经之路与转运枢纽。关于明清临清的繁盛局面，方志载“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遂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这一形象的描述将临清的商业布局、发达程度刻画的栩栩如生。临清的繁华吸引了大量的商贾、士子、游客前来贸易、居住与游历，众多的情感故事、离奇经历发生于城市之中，为小说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与创作来源。《金瓶梅词话》第92回“陈经济被陷严州府，吴月娘大闹授官厅”里杨大郎与陈经济前往临清码头寻找商机，“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这经济终是年小后生，被这铁指甲杨大郎领着游娼楼，串酒店，每日睡睡，终宵荡荡，货物倒贩的不多”，第93回“王杏庵仗义赒贫，任道士因财惹祸”中王杏庵对落魄中的陈经济言：“此去离城不远，临清马头上，有座晏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续金瓶梅》第8回“贼杀贼来安丧命，盗遇盗张一逢屯”谈到临清称：“这是临清河口地方，来往官员、客商极多”，从中可知临清人口众多、商人云集，服务行业发达，有诸多适合各类人群消费、娱乐的场所，自然也有大量的情感故事发生于此。《梼杌闲评》第2回“魏丑驴迎春呈百技，侯一娘永夜引情郎”里总理河道朱衡前往临清，“却说临清地方，虽是个州治，到是个十三省的总路，名曰‘大马头’，商贾辏集，货物骈填，更兼年丰物阜，三十六行经纪，争扮社火，装成故事。更兼诸般买卖都来赶市，真是人山人海，挨挤不开”，呈现出一派繁华、兴盛的景象。临清商业种类繁杂，吸引了南北商人、商货，这在明清小说中多有描述，如《夜谭随录》卷3“三官保”中临清人余斑龙勇猛有力，在庙市上卖大刀丸，经营药材生意，获利甚多，起家数千金；临清酒店、旅店很多，像《金瓶梅》第93回“王杏庵义恤贫儿，金道士娈淫少弟”中对临清第一大酒楼谢家酒楼的描绘非常细致，“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着山冈，前临官河，极是人烟闹热去处，舟船往来之所”；《女聊斋志异》卷2“翠筠”里苏州人陶竹香前往京城参加考试，路经临清，至一村落住宿，烟户繁盛，旅店宽敞。临清的绸缎、布匹业也很兴盛，货物来自全国各地。《续金瓶梅》第8回中有临清有三行生意，其中布行是上等，不管有几千几万匹布来到临清，不用几日，都能卖完，甚至有两京、三边大客商来临清买布，销往边关地区；《群美艳史》之“孔淑芳双鱼扇坠传”里徐大川命自己的儿子徐景春经商，凑集银两，买办丝绸、棉布、缎锦等物，往临清货卖；《金瓶梅词话》第81回“韩道国拐财倚势，汤来保欺主背恩”中山东、河南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腾贵，每匹布帛，加三分息，各处客商在临清码头一带买卖。其他如当铺业、杂货业、保镖业、粮食业、瓷器业、果品业在明清小说中均有记载，可见明清临清百业兴旺、货物繁杂，是一处著名的商埠与码头，以商业兴盛而著称于世。
济宁也是一处繁华的商业重地，而且与其他山东运河城市相比，济宁与江南富庶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不过在明清小说中，济宁商业资料的记载明显少于临清。“济当河漕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该地不但外来商人众多，而且本地土著居民经商意识也很强烈，热衷于从事商业经营。明代笔记《广志绎》也载“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在天下诸产中，济宁与临清以商货而闻名于世。《锦香亭》第56回“姚夏封赴水投状，林经略行牌准提”中林璋乘船来到济宁州，私行查案，“一路走，来到一个镇市，地名叫闸口，离城四五里之远，只见人烟凑集，来到闸口，十分热闹。林璋抬头一看，见钱店铺面前挂着两个钱幌子，柜内坐着一个人，生的奇形古怪”，山东运河沿岸有诸多名为闸口的区域，因设置船闸，有大量商船停泊，所以商货聚集，是城市的繁华之处。《恨海》第6回“火熊熊大劫天津卫，病恹恹权住济宁州”里张棣华与生病的母亲白氏为躲避兵乱乘船前往清江浦，一路白氏病情加重，打算至济宁看病医治，“那边地方，甚是热闹，在山东地面也算是一个大码头”。《施公案》第回“贤臣恤寡节妇请旌，总镇知风强徒遁迹”里黄天霸、褚标、朱光祖三人前往连环套查盗御马一案，路上遇一镇市，看到一座“集贤居”的大酒楼，进去喝茶，询问店小二信息，店小二称：“这镇市叫桃花镇，系济宁州所管”，褚标回应道：“原来这就是桃花镇。人说济宁州有座桃花镇极其繁华，果然名不虚传，却是一个好地方。因向窗外观看街上的人景，只见往来杂众，车马喧阗，实在是个冲衢要道的景象”，济宁下辖沿运各镇市依靠运河之利，交通便捷，适宜商人、商货转运货物，所以经济相当发达。济宁诸业兴旺，尤以绸缎业、书铺业、胭脂业最为知名。《五美缘》第57回“假老虎恶贯满盈，真老虎与民除害”中林公命济宁知州孙文进代买绸缎，称：“闻知济宁乃是重要码头，四路客商买卖什物中必有各色绸缎贩卖，贵州代本院在各缎店搬取杂色花纹绸缎，送至辕门，候本院挑选。其价绝不短少，平买平卖”，可知济宁是各地绸缎、布匹汇聚之处。《文明小史》第34回“下乡场腐儒矜秘本，开学堂志士表同心”里济宁人王毓生“他生长的地方，正在济宁州运河岸上，南北冲衢，进省也便。再说毓生在济宁州开了这个书铺，总觉生意清淡，幸逢大比之年，心中想做这注买卖，也好顺便进场”，济宁盛时为运河要途，书铺林立，南北各省士子入京必经之路，济宁书铺为士人提供了考试的必备书籍，所以书业大盛，不过小说中此时运河已断流，黄河北徙，所以文中王毓生想把书籍带到济南发卖，售于前往济南乡试的士子。《醒世姻缘传》第6回“小珍哥在寓私奴，晁大舍赴京纳粟”中晁大尹坐船经过济宁，“老早就泊了船，要上岸买二三十斤胭脂，带到任上送礼”，济宁胭脂能够作为官员之间送礼的物产，说明在全国的知名度较高，质量较好。其他如济宁金波酒与山西汾酒、杭州三白酒、南通州雪酒、冀州衡水酒、浙江绍兴酒齐名，茶叶业、药材业、杂货业也很发达，闻名于运河区域。
德州、聊城、张秋镇商业发展程度仅次于临清、济宁两地，属华北重要的商业中心与转运枢纽。德州为南北通衢，百货云集，早在明代初年就商贩汇聚，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实现了由最初的军事性防御城市向综合性城市的转变。《北游录》载“德州人善织帨，肩贩踵至”，《儿女英雄传》第22回“悟双亲芳心惊噩梦，完大事矢志却尘缘”中描述德州运河之景，“那运河沿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庄妇女，赶到岸边，提个篮儿，装些零星东西来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及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沿河百姓通过向运河上商旅出售一些日用品、吃食以换取收入，作为日常生活的补贴。清末，德州特产有杂粮，沿卫河销往天津，帽胎“水运至天津，销行北京及东南各省，陆运至陕西、山西、河南各处销行，每岁共七千四百余顶”，其他如草帽、煤、洋线、洋油、洋布、杂货等也为运销大宗，多以天津为枢纽进行贩售。明清聊城为东昌府首县，“东门外人烟稠密，南北往来水衢，一都会也”，“东郡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有大量山西、陕西、苏州、江西、杭州商人在此经营并修建会馆，使聊城百业俱陈，异常繁华。《金瓶梅词话》第67回“西门庆书房赏雪，李瓶儿梦诉幽情”里黄四对西门庆称：“小的外父孙清，搭了个伙计冯二，在东昌府贩绵花”，明清东昌府、高唐州为全国著名产棉区，江淮及各省商人多乘船沿运河来此收购绵花，用以制作棉布，这在小说有多有提及。《恨海》第7回“巧应对安稳出危途，误因循夫妻遭毒手”中陈伯和在烟台客栈遇到了一个辛姓客商，“他向来走东昌贩枣，今年因为北方扰乱，枣价大落，他趁便多办了些便宜货，都已发付南下，此时住在栈里，正等轮船回上海去”，梨、枣等水果也是鲁西特产，聊城甚至制成胶枣、熏枣等干果，销往天津、青岛、上海等口岸。《老残游记》第7回“借箸代筹一县策，纳楹闲访百城书”里老残前往东昌府访柳小惠家所收藏宋元版书，在客店住下后，第二天上街寻觅书店，与书店掌柜攀谈，那掌柜称：“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管十县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这里书店掌柜所言虽有夸张、修饰的成分，但也可以看出东昌的富庶与手工业作坊的专业化经营。张秋虽仅为镇建置，却为山东河政中枢，商业发展程度不但超过了附近阳谷、东阿、寿张三县县城，而且不输于泰安府城，经济地位异常重要。张秋“按道里以近计，则居济宁、临清两都会之中；以远计，则居南北两都之中”，优越的交通位置，为张秋商业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商贾刀泉，贸易肩相摩，万井乐业，四民衣食于圜闾者不啻外府”，号称“重镇”与“河济一都会”。《歧路灯》第77回“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中在叙述各地特产时称：“沂州茧绸两整匹，张秋镇细毛绒毡两条，阳谷县阿胶一斤，曲阜县楷芽一封”，可见明清时期张秋绒毡为知名特产。
魏家湾、台儿庄等沿河镇市在山东运河沿岸数量最多，它们依赖运河而兴起，成为了区域社会商业中心，连接起了乡村与中大型城市，构建起了基层社会的市场网络体系。在明清小说中，选取故事创作的背景多为运河沿岸的大城市，对市镇的描述不多，不过在某些侧面仍有涉及。魏家湾临京杭大运河、马颊河，属清平县管辖，为“清平首镇”，该镇“地滨运河，舟楫往来，南北各货云集，居人以是居奇致富，声妓之声甲一邑”，“明清之际运河行魏家湾，商业昌茂，民殷富，最为繁盛之区”，境内粮食业、盐业、药材业、杂货业都很发达，除外地商人前来经营外，本镇民众也积极参与到各种行业中，产生了诸如“南家大户”、朱家大户”、“高家大户”等商业地主。台儿庄位于苏鲁两省交界处，运河贯通城镇，“兖州之域有台庄，山左隐僻处也。自泇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岁四百万有奇，于是遂为国家要害云”，“台庄枕河跨湖，人稠地硗。东连铜邳，北接兰郯。以隅所出，四方仰给。加以户不积粮，人不耕食，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商人占全镇居民的比例非常之高。《峄县志》也称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
明清两朝，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山东运河城市、集镇沟通的交通命脉，运河带来了商人、商货的汇聚，促进了沿线市镇的崛起与商业的繁荣，构建起了完整的市场网络体系。而明清小说对山东运河沿线城市、市镇的描述，是基于现实商业的实际情况而进行加工、修饰，从而使故事情节的发生区域能够更加生动、灵活与贴近民众的生活。而小说“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艺术特点，通过对城市空间、场域、商业布局、商人情感等因素的细致刻画，不但提高了艺术的感染力、亲和力与创造力，而且对于读者了解明清山东运河城市的实际情况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东运河城市的民众生活与社会习俗
明清山东运河城市繁华的商品经济及民众经商意识的提高，增加了城市的生命力与活力，大量服务业随之兴起，市民的生活日加丰富，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娱乐消费、精神信仰都有了新的特点，体现了运河区域社会的鲜明特征。明清小说在描绘山东运河区域城市民众、商人的生活与情感时，力求通过故事中人物的活动、语言、人际交流来展现小说所要表达的目的性，同时很多小说的创作者长期游历或居住于运河区域，对于这里的风土民情、商人商业、社会习俗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展现人物与区域社会关系时，往往会通过诸多微观与细节性的描述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可读性与教育意义。
运河区域民众的生活习俗与精神信仰有着明显的特征。在运河区域的日常饮食、风俗节日中，有着特定的规矩与仪式，凸显了社会精神文化与民众情感关系的互动。《金瓶梅词话》第68回“郑月儿卖俏透密意，玳安殷勤寻文嫂”中西门庆招待安郎中的饮食“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多是顿烂下饭，鸡蹄鹅鸭，鲜鱼羊头，肚肺血脏，鲜汤之类。纯白上新软稻粳饭，用银厢瓯儿盛着，里面沙糖、榛、松、瓜仁拌着饭。又小金钟暖斟美酿，下人俱有攒盘点心酒肉”，这只是一餐不算正式的招待就如此丰盛，可见临清的饮食文化相当发达，尤其是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对日常的饮食非常挑剔。第67回“西门庆书房赏雪，李瓶儿梦诉幽情”里乔亲家长姐生日，西门庆准备送礼，于是吩咐来兴“买两只烧鹅、一副豕蹄、四只鲜鸡、两只熏鸭、一盘寿面。又是一套妆花段子衣服、两方销金汗巾、一盒花翠，写帖儿，教王经送去”。运河城市的节日习俗也很丰富，往往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以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梼杌闲评》第2回“魏丑驴迎春逞百技，侯一娘永夜引情郎”中正值迎春节日，总理河道朱衡置酒临清天妃宫，请徐、李两位钦差看春，“知州又具春花、春酒并迎春社火，倶到宫里呈献。平台约有四十余座，戏子有五十席班，妓女百十名，连诸般杂戏，倶具大红手本，巡捕官逐名点进，唱的唱，吹的吹”，甚至戏班中有靺鞨杂技表演，异常热闹，显示了对迎春这一节日的重视。运河城市的生丧嫁娶也很有特色，《醒世姻缘传》第21回“片云僧投胎报德，春莺女诞子延宗”中记东昌生子习俗，“他那东昌的风俗，生子之家，把那鸡蛋用红麴连壳煮了，擀了面，亲朋家都要分送。看孩子洗三的亲眷们，也有银子的，也有铜钱的，厚薄不等，都着在盆里，叫是‘添盆’，临了都是老娘婆收得去的。那日晁夫人自己安在盆内的二两一个锞子、三钱一只金耳挖、枣栗葱蒜；临后又是五两谢礼、两匹丝绸、一连首帕、四条手巾”，有着相应的程序与礼节。神灵信仰是古代社会民众的精神寄托，运河区域神灵信仰的突出特征就是水神庙宇数量众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国家对漕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晏公本是江西地方水神，后在国家与江西商人的推动下，传播到全国各地，其中临清就有规模宏大的晏公庙，《金瓶梅词话》第93回中描述道：“山门高耸，殿阁崚层，高悬敕额金书，彩画出朝入相。五间大殿，塑龙王一十二尊，两下长廊，刻水族百千万众。旗杆凌汉，帅字招风，四通八达，春秋社礼享依时，雨顺风调，河道民间皆祭赛。万年香火威灵在，四境官民仰赖安”，“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篱芦席的”，甚至主持道士将多余钱粮命徒弟在临清码头上开设米铺，卖银子积攒私囊，可见庙宇香火之盛。除水神信仰外，对于官方宣教的关帝、碧霞元君、金龙四大王等信仰，运河区域民众也极为推崇，修建了大量庙宇进行祭祀与膜拜，甚至通过显灵事件以强化神灵的灵验与权威。《临清寇略》载清乾隆年间王伦起义，有贼党窥东昌，“东昌城垣残缺，兵不满五百，战守均不足恃。贼于日暮，见一人，赤面修髯，身高丈余，坐雉堞上，火炬笼灯，约数万，贼大惊……东昌实山左要地，故神物效灵，为一方保障”，正是由于关帝显灵，才惊退贼兵，保障了东昌的安稳。
运河城市商人、市民的娱乐消费更加丰富与世俗化。经济与商业的发展，使运河城市的民众有了更多休闲的去处，其中青楼业发展迅速，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很多小说的主人公是青楼女子，体现了她们在运河城市中的感情生活与身份地位。《醒世姻缘传》第13回“理刑厅成招解审，兵巡道允罪批详”中晁源、珍哥被打的动弹不得，只能央求押解差人在临清住下，请医生看治，“那差人在临清这样繁华所在，又有人供了赌钱，白日里赌钱解闷。又有人供了嫖钱，夜晚间嫖妓忘掉忧。有甚难为处，一央一个肯，那怕你住上一年”，可见临清的娼妓业非常发达，是很多达官贵人、富贾商户娱乐、拉拢关系的场所。《聊斋志异》卷9“云萝公主”中章丘孝廉李善迁少年倜傥，放荡不羁，“娶夫人谢，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遍觅不得。后得之临清勾阑中，家人入，见其南向坐，少姬十数左右侍，盖皆学音艺而拜门墙者也”。《二刻拍案惊奇》卷38“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里郁盛打算将莫大姐卖掉，“打听得临清渡口驿前乐户魏妈妈家里养许多粉头，是个兴头的鸨儿，要的是女人。寻个人去与他说了，魏妈只做访亲，来相探望，看过了人物，还出了八十两价钱，交兑明白，只要抬人去”。《清代野史》第6章“弘历之惭德”中高宗皇帝南巡，“途次德州时，忽招娼妓数十，登舟侍宴”。除青楼女子外，临清等城市的男宠、男伶之风也相当兴盛，“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今京师有小唱，专供搢绅酒席，盖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旧京遗事》亦载“小唱出身，山东临清、浙江之宁绍，朝士有提挈之者，或至州县佐贰，次则为伶人”，为城市娱乐业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战乱对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秩序的破坏及民众生活的失衡。明清两朝，在国家和平时期，运河畅通、商业繁荣、文化发展，为运河城市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了政局动荡时期不同势力的争夺之地，造成了城市的破坏与民众的苦难。如“明初取燕京，大军繇德州而进，靖难之师先下德州，引军而南，益成破竹之势”，《女仙外史》第16回“王师百万竖子全亡，义士三千铁公大捷”中“燕兵只向南追，直至德州，斩首十余万，横尸百余里，委弃器械粮草，积叠如山”，明军与燕军在德州、东昌、济南的大规模剧烈战斗，使大量人口死亡，城镇被毁。清代乾隆年间，山东发生王伦之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续子不语》卷1“尸合”载“山左王伦之乱，临清焚杀最惨，男女尸填河，高于岸者数尺。贼既平，启闸纵尸顺流而下，无赖者窃剥其衣，故尸多裸露”，王伦之乱使临清数百年的繁荣毁于一旦，“干戈烽火，村市为墟”，不但商人离散，而且店铺、仓储、衙署几乎全部被焚毁，直接导致了临清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及城市的衰落。清中后期，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之乱、幅军起义、黑旗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多发生于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枣庄一带，战乱不断，生灵涂炭，加之黄河北徙、运河断流、自然灾荒等原因，山东运河区域逐渐失去了地理、交通之便，而东部沿海在开埠通商、海洋贸易兴起等因素的刺激下取代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商业优势，成为了山东新的繁盛之区。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社会习俗、市民生活、精神信仰深受京杭大运河的影响。正是由于运河的畅通，吸引了大量的商帮与人群前来经营或定居，带来了异地文化，这些文化类型与山东本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这种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在山东运河城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具体的表现形式在饮食、娱乐方式、精神生活上均有所反映。明清小说力图通过运河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来展现故事的生动性与真实性，以活灵活现的笔触使情节更接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增强小说的感染力，从而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当然，运河城市的生活并不总是风平浪静，战乱、兵燹在此屡有发生，对城市的商业产生了严重冲击，打破了社会秩序的平衡与稳定，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小说中的类似情节实为现实生活的映像，揭示了故事中人物情感的痛苦及对社会现状的忧虑。
结语
明清小说中对山东运河城市书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反映京杭大运河对城市的影响或塑造，而是以城市作为故事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地点与场域，以城市空间及其政治、商业、社会文化环境来强化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与情节吸引力，从而达到作者的创作目的，发挥小说揭示复杂社会关系及警示世人的作用，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山东运河城市商业的繁华与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明清小说在表现与描述故事主人公形象与特点时，喜欢以运河城市的商人、士子、青楼女子作为主角，通过制造悬念，以运河城市的社会环境来展开、推动情节发展，烘托人物性格与心理，暗示与深化主旨。不过这种并非对运河城市刻意的书写与雕饰，反而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表现力，使人物的性格更加栩栩如生，故事的发生场域更接近现实生活，如对运河城市政治性的描述并非直接阐述该地的衙署或官员，而是通过城市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军事布局来反映城市的重要性；而商业与经济状况在小说中比例最大，原因是商业环境既有故事人物的参与，甚至主角就是商人或其家属，同时商业的流动性、经营性、赢利性会将情节的变化带到不同的地域或环境之中，从而使小说的创作魅力进一步提升；小说对社会环境及民众习俗、娱乐方式、战争痛苦的表达，则是通过情感关系的变动与预设，来为故事的发生与情节变化制造特定的文化土壤与城市空间，达到小说“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创作目的。
作者简介：
郑民德（—），男，山东五莲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聊城市“羡林学者培育工程”入选专家，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多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专著两部，在《明清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中国农史》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聊城大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励10余项。
来源：《城市史研究》
实习编辑王伟
制作曹宇
责编肖东
审稿晖军
